在得知壹週刊記者在和平醫院裡採訪新聞的消息，我的腦中浮出的竟是一段白日惡夢，不斷地在我眼前重演：我一個人待在病床上，我得了SARS，沒有人理我，我沒有辦法說話，由於我的家人不在身邊，我也沒有辦法告訴他們任何事，醫師跟護士都不理我。

這個惡夢其實是混合著新仇與舊恨。我對任何的公共制度都不怎麼信任，這種不信任的概念就像一顆腫瘤，平常我不見得察覺得到它，但是一旦有了外在刺激，這顆腫瘤就會讓我全身疼痛。我難以忍受任何無理不公的要求，我總是不斷地碎碎念，盡可能向所有人表達我的不滿。因此，防衛心總是佔據著我的心靈，有的時候，我隨時準備要跟人家吵架。

可是，我得了SARS，我沒有辦法說話，就沒有人會發現我發生了什麼事。這種恐懼讓我無法自己。我不斷地想，那麼，如果醫生跟護士都不管我時，一旦有任何的記者在場，我會不會安心一些?

報上說，有財團囤積免疫球蛋白。這就是我的惡夢情節之一，如果我被有心人士犧牲掉了怎麼辦?我重病，我不能說話?如果因為同院有高官子弟，因此我被忽視了，我該怎麼辦?我的家人不在我身邊，除了我的家人朋友以外，誰又會為我說話?

這種白天做的惡夢就像睡夢中的惡夢一樣，短短幾秒鐘，卻帶給我極大的衝擊。我，是不是就只能靠那些似乎是「違法」採訪的兩名記者了?也許他們會發現，我並沒有得到妥善的照顧?也許他們會發現，我其實是在封院後，才在院內感染的?也許他會發現，照顧我的護士因為不幸被感染了，以致於沒人可以來照顧我了?

我為什麼要懷疑護士與醫生的居心，我為什麼要懷疑關心我的政治人物的居心?照道理說，當一個人在死亡的邊緣，一個人身受病痛折磨的時候，沒有人會不伸出援手?可是，這是我的惡夢，惡夢就是你無法控制的潛意識。他演他的，你沒有辦法拿起遙控器把他關掉。

但是，為什麼我要信任記者?

惡夢通常會引起更多的惡夢。我的惡夢的第二幕場景是，周刊的記者拿著麥克風，(看吧，不合理的夢，周刊記者怎會拿麥克風呢?)不斷地問我，你住哪裡?你為什麼去補習?你家住某某地方，你會不會覺得那裡很不衛生，以致這是SARS發生社區感染的主因?你為什麼沒有戴口罩?你是不是很痛苦?你媽媽也生病了，你現在心情如何?由於我呼吸急促，沒有辦法說話，那是我有生以來最痛苦的一個經驗，被人家欺負卻無處回嘴。

最可怕的是，隔天當我病情好轉時，我看到報紙，電視上都有我的照片，連叩應節目也有，他們把我臉上的痘痘照得一清二楚，而且還是播放那些我在痛苦呻吟時的畫面。

如果他們只顧著要拍這些畫面，或是只顧著想辦法弄到這些畫面，他們真的會幫助我嗎?真的會為我爭取到我應得的醫療照顧嗎?

如果我不信任醫生，護士，政治人物，我為什麼要相信記者?如果我相信記者，我為什麼不相信醫生，護士，跟政治人物?記者會同時嘲笑我，但是又同情我嗎?如果我配合他們做出一些痛苦的表情，他們會幫助我嗎?我是不是還是多相信醫生，護士，政治人物一點點比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