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數個社運團體有鑑於SARS疫情對台灣社會造成嚴重衝擊，但是除了醫療領域和行政體系亂成一團之外，整個社會充滿的是因為資訊錯亂和隔離所造成的排斥疏離和歧視氣氛，社會互助支援體系的積極建立，卻遲遲未見有人深思或倡議，於是起成立「社會安全防疫聯盟」(簡稱社安聯)，除公佈涵蓋範圍廣及公共衛生、社會安全、媒體監督、相關法律所規定的權利義務等層面討論議題的網站(www.sarsnet.org.tw)之外，也公佈了共同製作的防疫行動手冊。目前國內和防疫抗議有關的聯盟正陸續籌劃或成立，然而，隨著疫情的不斷發展，我們也該同時不斷反芻這類聯盟成立的長遠意義，藉此機會探究清楚台灣社會長久以來極端受到忽視的盲點和弱點，以及思考我們是否應該將這個因為新型病毒出現而充滿不確定風險的時刻，當做一次徹底政治改革和管制革新的起點。
　　
　　需要徹底政治改革重新洗禮的，不僅是手忙腳亂到無暇思考整個行政機器到底出現哪些制度面障礙的執政黨而已，更包括即使過去執政數十年，卻仍處處顯露出對民主政治和公民社會嚴重缺乏深層訓練和認知的在野黨；否則，我們也不至於自始至今都被政黨和媒體兩者隱隱然設定的政治角力和意識型態議題困在淺灘，終日被所謂「台灣／中國」和「中央／地方」對立論述糾纏得不知何去何從，動彈不得。更驚人的是，當同屬於公部門的不同政治勢力不斷展現其政治策略和身段的同時，居然還自許抗疫不分黨派，甚至每天有政治人物霸著專欄版面和媒體專屬時段譏諷WHO真好用，或者自言陪著醫護人員哭，卻從不問問自己的誇誇大言是否流於煽情而片面，也不覺得自己有趁機大賺政治資本之嫌。究竟，我們這個社會裡曾否培養出稍具誠實特質的政治人物？是否還能期待願意將政治當做一種嚴肅專業的政治人物來善待公民？
　　或許，更可悲的是，我們這個社會從來不缺熱情崇拜政客的選民，卻從未訓練出能夠深耕社會共同體意義，以及充分認知群我關係和自身權利義務的公民；當公共參與被簡化為單一的投票行為，善於掌握媒體節奏和操弄群眾情緒的政客，自然不分藍綠地成為寵兒，在當前這種非常時期繼續將私益包裝在為民眾代言的假象下，繼續壓抑發自公民社會的自主自律呼聲和行動；試問，製造出這類只講究魅力和魄力的政治人物的選民，難道不也需要用真正的政治改革重藥來救治，才能建立公民理性嗎？
　　執政黨在野黨和選民都需要徹底的政治改革，在此次SARS危機中表現得荒腔走板的各種專業，又何嘗不需要來個痛苦的管制革新自救救人？在西方民主多元社會裡，各種具有自我規範的專業部門適時發揮控管風險和解決危機的功能，是必然的社會建制，然而，最近一個月來，我們固然看到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分別在無能啟動或無力掌控有效行政機制的管制失靈窘狀下，在伸張公權力的大旗下, 煞費周章地做出不少違反依法行政原則和比例原則的怪事，卻未見足夠的法律專業進行監督和提出批評；我們更看到許多媒體即使和政府一樣做出侵害人民隱私的種種荒謬報導，卻仍舊以雙重標準大肆渲染某些醫護人員如何欠缺專業倫理，全然忘記自己到底是不是也該受某種程度的專業倫理拘束，不該犯下「媒體殺人」的錯誤；是不是應該遵循某程度的「個人化資訊不透明」原則，謹守患病者和被隔離者不因媒體揭露姓名而受殘酷公審的界線；以及是不是應該尊重這些人不受歧視和不受污名化報導的權利。掌握許多有形資源的政府，既有無力進行合乎人性尊嚴且有效率的管理，濫用封鎖和獎勵檢舉等管制措施為殷鑑，當然該將此次危機當做管制革新的轉機；不少媒體終日只會奉新聞自由為教條，卻無能及時揭發院內感染的真相，也弄不清何種資訊應該藉由媒體的揭露而公開透明，哪些個人資訊根本不屬於媒體應該以公益為名，越權代為公佈而使之不當透明化的資訊，已經混淆了媒體的監督功能和自律分寸，又比慌亂恐懼的醫護專業和管制失靈的政府高明到哪裡去呢？諸如此類的專業怠惰和低能，難道不需要革新？
　　SARS病毒會繼續和我們同在，已是勢不可免，或許，在政治改革和管制革新的目標認知下，台灣才能與更多的未可知風險共生共榮。我們其實已經不再需要更多的政治明星和媒體寵兒用充滿溫情的方式來掩飾自己的政治謀略，我們需要的是靜下心來做點有利於建立社區支援網絡的事，需要的是去光環和除魅後的務實理性。除了建立以社會安全為基礎的社區防疫基本理念，宣導個人要建立正確的防疫觀念及衛生習慣外，請別再為「隔離」這個名詞添加負面意義，也別用鼓勵檢舉削弱社會信任關係和浪費查核資源，導致歧視與缺乏社區支援造成可疑感染者不得不隱匿病情，原本已經分裂的社區更為分裂，形成更多防疫漏洞的結果。我們需要的是正確而適當的資訊和資訊流通管道，透過標準操作程序建立社區防疫的經常性體系，才足以漸漸紓解社會大眾的恐慌和困擾。總之，防疫的根本原則應該轉化為以強化良善社會網絡和公民權利義務理念為依歸的社區認同，而不是無知和焦慮下的排斥、歧視和壓抑，這才是可以幫我們找到出路的真正命運共同體。